我带着《访美记》终于来到明尼苏达按图索骥。尽管短短几天时间中新鲜信息的密集程度对于一个正在倒时差的大脑来说实在难以消化，但WPI（World Press Institute）发到手上的日程表已经像一列紧凑排列的火车隆隆启动。舒立催着我快发博客，我只好把手中狼吞虎咽的碎屑先写下来。先写写对其他fellow的印象吧。

刚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机场下飞机，在机场等候的WPI 2013Fellowship项目负责人之一David McDonald就拿走名单告诉我，我的室友是来自菲利滨电视台Paul。David用满含歉意的口气问：“St. Thomas大学的教工宿舍供访问人员短住的房间紧张，你和Paul住一间屋可以吗？Paul已经同意了。不过，除了你们俩，其他Fellow是每人一间单独的房间。”我心里虽觉得奇怪，不过想到在中国出差两人住一间屋也属正常，就答应没问题。

提供我们住宿的St. Thomas大学是圣保罗市当地一所天主教大学，坐落在密西西比河边，这里有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学院，也有教授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学院。

到这里的第二天恰好是周日，Paul早早起床洗漱之后安静地坐在床边，等我洗漱回来，我看到他正在祷告，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天主教徒。Paul与我同龄，大学毕业一直在媒体工作，相似的经历让我们的分享一下子变得深入，虽然冰箱里有食物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去做早餐，聊天最后在祷告中结束。原来天主教在菲利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Paul的家人也是天主教徒。关于美国宗教状况的观察，我估计在以后的博客中还会提到。

来自科威特的大胡子哥们Sharkir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爸，他的乐天性格写在笑嘻嘻的脸上，一见面就递来相机“Tao，take a photo for me!”Sharkir第一次晚餐就坐在我身边。他看完菜单就说有事走了，等我们快吃完他才回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跟我解释：因为菜单上的每款Pasta都有肉，按照他们伊斯兰的规矩，这几天刚好是不能吃肉的，所以他一个人去了旁边的餐馆找素食吃，后来没有找到又回来了，他最后点了甜点应付晚餐。

来自以色列的记者Ami是犹太人，我也有机会问他过逾越节（Passover）的情况，他说其实还是也看具体的家庭是否严格地按照宗教习俗来做，严格的就准备好食物过节不生火，也有的生火做饭，他自己做了一个政治新闻博客报道中东地区的情况，据说常常被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引用。

来自俄罗斯的Vera是一名电视制片人兼专栏女作家，我们的谈话是从俄罗斯妇女对普京的看法开始的，她说普京的支持在下降，因为年轻人都希望改变，那些喜欢普京的妇女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不高。我问那当地媒体对普京是什么态度？Vera说媒体管得很严，真正敢批评政府的几乎没有。“政治上还是那些Families。”她说。

来自保加利亚50多岁的Spas，他是我们这一届Fellow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跟我谈到了他眼中的保加利亚民主制，他说八十年代末之后保加利亚开始走上民主化，当时他作为正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未来有乐观的憧憬，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保加利亚没有走上他当初期望的那条路。

他说，尽管保加利亚已经取消了新闻管制和新闻审查，但是政府仍然有很多办法来控制媒体。他举了个例子，比如政府把绝大多数的财政存款放在一家私人所有的银行里，这家银行给这笔存款的利率低至1%，但这家银行收购了很多媒体，这些被收购的媒体独立性都受到了影响。我问国会对政府的这些行为没有约束力吗？Spas说国会的多数席位也被把持政府的权贵控制了，普通民众无法影响最终的决定。

民主制度的移植为何那么难？Spas将此归结于东欧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悠久的民主传统，俄罗斯也如此，只是模仿了个民主的模样，最后还是Ruling Families的控制。

我问，那你是否觉得对于缺乏民主传统和文化的很多民族国家来说民主制度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最后只是换汤不换药？Spas满脸严肃地摇头着说：“我觉得现在还是比以前强，可以这样说，坏的民主比好的专制强，只是现在它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