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林中，随手捡起的竟是两片形貌相似的树叶。六年前访问韩都时，正值SARS的肆虐由盛转衰；如今故地重游，H1N1的传播方兴未艾。上一次回国后，现代集团原董事长郑梦宪从高楼坠下；这一次出发前，前总统卢武铉自悬崖跌落。即便如此，无论是六年前的汉城，还是如今的首尔，大多数时候我仍无法将“悲情”与之相联。

这是一个在东亚（若像经济学家那样剔除日本）洁净排名榜上居前的城市。韩国人像护卫他们面部的白净一般，护卫着他们首都的整洁；像改变自己外貌的视觉感受一样，修整着这个城市的眼睛、鼻子……种种人所能见的细节。

六年过去了。韩国主人在竭力喂饱中国眼睛的同时，还是没有一次准确地测算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胃口”。每每宴客时分，当我们垂涎欲滴地预期某个“嗡嗡”飘忽于脑海里、“咕咕”回响在肚腹间的“惊喜”时，韩国主人已笑盈盈地端出最后的甜点——两块疑似“八分之一于中国分量”的糕点。

从技术上来说，中国胃绝非无穷大，实际上两国人民胃口容量均值都趋近于同一个恒量。从道德上看，韩国人正把中国遗失的“俭朴”传统作为礼物重新奉还。从经济上讲，作为告别饥饿的第一代，中国胃保持适度扩张的状态，有利于全球经济走出泥潭，在韩都的饥饿感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诚然，六年时间还是让韩国人逐渐嗅出中国人肚腹之外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大型百货店的奢侈品专柜旁，多了一位汉语娴熟的女士。通常，汉语女士其貌不扬，但总有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容易从中国主顾的言行举止间准确地测算出其隐匿处的厚薄，对症下药，往往能让友邦宾客“蚊子进门，骆驼出店”。

在这里，“经济危机”成了政客与学者“双簧”中的唱段，与痔疮广告词同品，有让人掉牙拔齿的功效。一个LV包专柜的打折招牌前，竟长队延绵，不知有多少同胞在异乡修筑新的“长城”？

当然，韩都并没有能够把每一个人体器官的欲望包装成五彩的霓虹灯，升腾在这座城市的夜空。相反，静默无声的红色十字架像繁星般地点缀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如同“消声器”一般地吸附着这个城市满溢的喧嚣。似乎，撒旦新近播撒下的现代消费主义的种子，并没有遇到某些中国城市那样千载难逢的沃土，可以恣意生长。

让人称奇的是，六年过去，屋上顶着十字架的建筑非但没有缩减，反而与这座城一同繁盛。现代性或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被认为是所谓“世俗化”。世俗化意味着宗教的维度在社会生活中的衰退：宗教，尽管没有解体，但早已从公共的、社会的生活领域中悄然撤退了。

作为现代国际都市的首尔，却不无讽刺地跟“现代性”幽了一默。夜间闪烁着的数目最多的霓虹灯，既不是三星公司的广告，也不是现代集团的宣传，而是基督教的十字架。

我所住宾馆的附近，步行十分钟的距离内，便有两个不小的教堂。一个是紧邻驻韩英国大使馆的救世军教会（The Salvation Army Church）；一个是梨花女校旁的贞洞第一教会（Chung Dong First Methodist Church）。前者的总部位于伦敦，“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这个称呼，经过一百多年的传衍，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慈善与志愿者组织的名称。后者据说是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在韩国最早的传播地。

英文“Methodist”（循规蹈矩者）这个词，几乎是为18世纪英国传奇布道者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而生。最初，这位牛津大学的年轻教师召集一小群决定要认真对待自己信仰的学生，拟定了一套学习计划和生活准则。这个小组很快遭到周围一些不严谨学生的嘲笑，称他们为“圣洁俱乐部”、“圣经蛀虫”或“循规蹈矩者”，后来“循规蹈矩者”这一标签便一直贴在他们身上。然而，一场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宗教敬虔运动就这样诞生了，以至于后代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社会当时没有出现法国那样的大革命，与这场对英国社会各阶层影响巨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关系密切。

事实上，这场运动漂洋过海。美国的卫理公会（在一段时期内也被称为美以美会与监理会）不但在本土，且自19世纪末开始对亚洲国家产生影响。与首尔贞洞第一教会毗邻的、在韩国以出产总统夫人而闻名的梨花女校，正是卫理公会（监理会）所创办。

几乎在卫理公会传教士来到韩国的同时，中国现代历史上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也在美国深受其影响，不但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而且成为卫理公会的牧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庆龄与宋美龄两姐妹早年被送往美国波士顿的卫斯理女子学院（Wesley College）就读。

卫斯理女子学院（Wesley College）的名字正是来自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本人。至今这所学校的宗旨仍被表述为“the constant aim being to give a liberal and Christian education”。这是另一所以出产总统夫人而闻名的学校，除了曾出产过中国的“国母”，目前时兴的校友名字应属美国前总统夫人、现任国务卿希拉里（Hilary）。

碰巧的是，我和同事从首尔回国的当天正是礼拜天。幸得近路，虽要赶中午的飞机，我仍有好运气去参加贞洞第一教会当天最早一堂的主日敬拜。

北京时间上午6点30分，这座外观朴素而院落幽静的教堂中，已飘出悠扬清远的教会诗班的歌声。令人称奇的是，礼拜堂内宽敞而明亮，无论是门窗还是座椅，全部采用了简洁明快的现代风格，丝毫没有百年老堂的气息。

教堂没有坐满，来了大约一半左右的人，其中竟有大半是中青年人。以笔者的经验，现代普世性宗教在不同国家的教会，就像一个窗口，显示出不同社会的征貌。

在欧洲，游客在教会碰到游客的机会要远远大于碰到当地信徒；在美国，教会有时像BBQ聚会似的热闹，却难掩真实信徒中“白发者日增”的空洞，以至于Newsweek今年复活节前要以“The end of Christian America”为封面，炒作一把；在韩国，教会正是一桌中青年的盛宴，总是置放在全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中国，除大熊猫般稀少而宝贵的耄耋长者，教会越看越像学生会。

当然，若是留心，你尚能从不同言语和年龄的口中，听出“Hallelujah”，哪怕是韩版。

目前，大约每五个韩国人中有一个基督徒，世界上最大的12个基督堂会中，有11个在首尔。韩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宣教派遣国。

值得注意的是，当十字架日益成为大韩民族在精神领域新的整合力量时，无怪乎“首尔”要取代“汉城”这个称呼了千年的名字，正如基督教名义上取代了儒家传统在韩国民众个体生命中的影响一样。

韩都更名通常被理解为民族主义的象征，但似乎它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意味。与2005年更名事件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或许正是现任总统、时任汉城市长、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李明博。

李明博并非一个奇数。在韩国民主化的历程中，基督教的某些普世价值成为反传统、反权威主义的旗帜。面对现代化与民主化，韩国历史上从中土引进的传统精神资源并未担当时代变革的回应者，反而成为旧秩序的保护者。这就并不奇怪，反对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包括金泳三、金大中都自称为基督徒，教会变成了其变革思想的主要论坛。

像韩国近二十多来所经历的那样，古老的宗教非但没有从社会与公众领域退却，反而常常出现在社会公共舞台的中央，是是非非，不得不令人深思。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自称与现代主义相容的自由派神学观点，在这个以时尚著称的国度，并没有多大的“市场”，例如认为“基督教的核心是一种生活方式，与超自然、神迹、教义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一个以爱启发的伦理行为改变世界的宗教”。相反，更多的人正站在另外一个极端——“灵恩”色彩浓郁的“五旬节派”教徒在韩国基督徒中占据了最多的人数。